2005-01-12 08:49:02 作者:记者 常诚 杨润勤 来源:SRC-78
当年,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会馆进出,各种各样的事件在会馆发生。当湮没多年的“安徽乡祠”前不久在济南重新浮现出来,人们又回味起老济南“寺庙会馆林立”的那道风景。
编者按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齐鲁历史文化遗产,探访的脚步首先迈向了“庄园”(2004年10月27日);由庄园出来,便开始了“运河访古”(2004年11月24日)。此时,济南的安徽乡祠抖落半个世纪的历史尘埃,重又展露真容,我们又开始了第三个系列——“会馆”的探访之旅。
会馆既是古建筑的典型遗存,也是独特的人文景观。明清以来几百年间,会馆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活动的聚焦场所,成为透视时代风云的“窗口”。从这扇“窗口”打量,历史文化的图景徐徐展开。坐落在山东大地上的会馆分布在全省各地,以当时的中心城市、商贸重镇为多。随着历史进展,大部分会馆建筑荡然毁弃,遗存至今的建筑也都改作它用。聊城的山陕会馆、烟台的福建会馆不仅是历史上名重一方的会馆,也是保存至今风貌基本完备的会馆胜迹,这两处会馆与济南安徽乡祠正是我们选取的探访目标,它们的建筑,以及蕴涵其间的文化艺术、风土乡情、人间故事等,都是我们想告诉读者朋友的。
回想济南的会馆
会馆是民间社团为维护共同利益而自发组建的馆所,客籍异乡的人们在此聚会、经商,同业公会、宗亲会、同乡会等常常落户于此。会馆是商业、文化活动的社交场所和大舞台,是中国特有的人文景观。当年,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里进进出出,各种各样的事件在这里发生。
明清两朝,北京是京师之地,为全国政治、商业中心,加之每3年进行一次会试,各地商人、学子,以及在京待命的官员云集,为方便这些人的食宿,明末即开始大量兴建会馆。入清以后,随着经商活动的扩展,会馆的建立又有所发展,除京师设有许多会馆外,会馆扩展到天津、济南、上海、南京、汉口、杭州、开封、广州、长沙、内蒙古多伦诺尔等地,几乎遍布全国各行省、商埠。
据1985年出版的《济南市房地产志资料》记载,济南原有19处会馆,多属清代所建。当时最有名气的会馆是布政司大街的山陕会馆、布政司小街的湖广会馆、钟楼寺街的江西会馆、院西大街的绍兴会馆、榜棚街的中州会馆、宽厚所街的江南会馆和浙闽会馆。目前,存留至今较为完整的会馆建筑仅剩下浙闽会馆和江西会馆。前不久,“安徽乡祠”重又露出真容,这让人们又回味起老济南“寺庙会馆林立”的那道风景。
旧时济南的每条街巷几乎都有庙宇,与庙宇建筑相仿佛的是会馆,所以有“寺庙会馆林立”的记载。当年各省在济南的会馆规模大小不一,但都建得非常讲究,而且有一个类似的格局:一般进门后有一座高大的砖瓦结构的卷棚,济南人也叫“罩棚”,下面有戏台,两边有看戏的戏楼和供演员化妆的后台,戏台上面供神。另外,会馆还有一个跨院,院内有花园、客厅,有的在花木掩映之中堆起假山,并把附近的泉水引到院内,布置成引人入胜的小桥、流水。据著名学者严薇清先生回忆:“后来人事变化很大,原来出资修建会馆的官僚、政客调离了济南;有的大商人经营破产,渐渐没人出钱修理,因此有的会馆逐渐倒塌;有的出租,成了大杂院。特别是过去军阀横行的时代,会馆更是成了军队临时驻扎的好地方,他们任意糟蹋,就更加速了对会馆的破坏。”
馆驿街与安徽乡祠
安徽乡祠现身于济南馆驿街西首路南的皖新街29号,《济南市房地产志资料》记载:“安徽乡祠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房屋54间,1960年馆驿街小学拆除会馆房屋32间,建教学楼一座。”可见,安徽乡祠一直见于记录,只是在文物普查中被忽略而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现存建筑是当年安徽乡祠的中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作为馆驿街小学的教研室,原先屋前还有前殿,屋东有旁院和花园,都已拆除。现存建筑为一栋面阔三间、坐北朝南的古建筑。由于年代久远,该建筑的外表已经面目全非,屋顶换成了新式瓦片,前脸砖墙也已经重新粉刷勾缝,从外面看去,早已失去了历史的风韵。这大概就是它尘封五十余年而没有引起文物部门关注的原因。
进入屋内,其真容才逐渐显露出来:老屋尚保留着中规中矩的四梁八柱结构,顶棚拆除后,梁架上彩绘的蝙蝠、花草清晰可见,画工精美,俗中见雅;最能见证这处建筑历史的是,房屋北墙墙壁上镶嵌着四块完整的碑刻,每块碑刻都有2米多高,0.6米宽,顶饰云纹,碑文用娟秀端庄的楷书书写。位于东首的碑刻题为“安徽乡祠碑记”,内容记载了安徽乡祠早期的筹建情况及安徽籍商人、官宦在济南的活动情况,落款时间是同治十二年。
安徽乡祠坐落于皖新街,顾名思义,让人想见当年这里安徽客商聚居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会馆建于济南旧城内不同,安徽乡祠却建于济南城外,用历史的眼光打量,与此相连的馆驿街似乎更能勾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联想。数百年前,济南有一道被人称为“古道朝京踏作河”的官道,从西门开始,经花店街、迎仙桥,过馆驿街而通向北京,这是济南唯一的官道,同时,由济南通往长清、齐河及其它地区也要过馆驿街,因而时称馆驿街“北走燕冀,东通齐鲁,为济南咽喉重地”。明朝初年,馆驿街就因在此设立馆驿总站而得名,清末,铁路开通,商埠扩建,省邮政局成立,馆驿街又成为连接老城与商埠、济南火车站的重要道路。安徽乡祠建设于此,既得商业贸易的先机,又得交通往来的便利。有关专家指出,安徽乡祠在馆驿街一带被重新发现,不仅为“寺庙会馆林立”的老济南风貌增添了一项历史佐证,同时证实历史上徽商在济南的聚居区就集中在这一带,馆驿街当年的繁盛由此也可见一斑。
徽商留下的思考
会馆是包罗万象的地域文化全书,大凡商业文化、城市文化、乡土文化、科举教育、古建园林、宗教、语言、戏剧、历史、碑刻等都洋洋在列。安徽乡祠现存4块碑刻,分别是《安徽乡祠碑记》、《捐建安徽乡祠题名》、《安徽乡祠异地契碑》、《安徽乡祠基地契碑》,这些碑刻为安徽乡祠极其相关经济、文化等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安徽乡祠异地契碑》记载了当年征地的情况,契约之后声明,土地交接之后,“有雨水坍塌,与地主无干”,从中可以读出商业文化的一丝况味。同样,《安徽乡祠基地契碑》也写明,基地交易“契明价足,永断葛藤”,让人看到当年商场的几分人情世故与契定规范。《安徽乡祠碑记》有关“谨出纳,戒侵蚀,慎监守”、“父老子弟祭扫成礼”的碑文,则是活生生的商业活动、乡土人情等方面的版本。
中国商人形成之初就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因此产生了历史上十大商帮。各大商帮商人的经营项目、活动范围、营销风格、经商观念各有千秋。山西商人善理财,以票号著称;徽州商人亦贾亦儒,贾儒结合;江苏商人稳扎稳打,以粮为主……徽商是我国十大商帮之一,盖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范围主要包括徽州地区的歙县、祈门、休宁、绩溪、黟县五县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婺县。从实力上来看,徽商可以与晋商相抗衡;从原生地域看,徽州属于贫瘠的山区,山多田少;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皆处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必须另谋他路,生存条件的劣势造就了他们只有华山一条道:经商。
“富而后教,注重人才投资”的儒商理念、“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诚信商业道德,是人们对徽商的一个极好评价。如今,老一代徽商的身影已经远去,他们留下了许多财富,精神的物质的都有。即如安徽乡祠,其间的文化图景和传统风尚虽已成为历史记忆,但其人文气韵仍然独特与珍罕,让人回味,也让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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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会馆
□常诚
北京的会馆兴起于明嘉靖(1522—1567年)年间,明都北移,南方人士纷至沓来,行业会馆、商业会馆相继诞生。清末,北京各种会馆多达700余家,其中江西一省就有会馆70余家,为各省之冠。当年山东在京会馆也不少,见于记载的有山左会馆、齐鲁会馆、济南会馆、寿张会馆、汶水会馆、武定会馆、青州会馆。会馆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大舞台,从来都与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捐笔润修会馆的林则徐林则徐是福建闽侯人,他13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获得进京会试的资格,从嘉庆九年(1805年)到嘉庆十五年,他三次入京赶考,都下榻在福州会馆,因此对会馆的作用大为赞赏。他后来入京为官,正赶上福建人在宣武骡马市大街增建一所福建新馆。林则徐当时虽然位卑职低,也不甘人后,为会馆建设尽心尽力,但他俸禄微薄,家无余资,只好代他人草缮书折或做应酬文章,将笔润所得捐赠于同乡会,用于修建会馆,虽然杯水车薪,却也反映了他热心家乡事业的高风亮节。
改变会馆宗旨的李鸿章北京的各省会馆主要是解决同乡来京应试、公干的住宿之便,接待同乡是这些会馆的主要业务。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同治十年(1871年)他在宣武后孙公园25号创建安徽会馆,却独出心裁地制定会馆制度,规定该馆不接纳同乡科举之士及商贾,除淮军将领、州县、参将以上的官僚概不准入内,其结党营私的想法昭然若揭。李鸿章废公益事业,以会馆谋取私利,这在会馆历史上绝无仅有,他死后,安徽会馆的制度也随之消失,惟有骂名留了下来。
谭嗣同与浏阳会馆谭嗣同186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他1898年创办“南学会”与《湘报》,成为维新派的代表,同年8月经翰林院学士徐政靖推荐,光绪帝召其入京。谭嗣同入京后住在浏阳会馆前院西屋北套间内,他把此屋命名为“莽苍苍斋”,并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家无儋石(家里米粟不多)”,下联是:“气雄万夫”。康有为前来造访,见此联锋芒太露,劝其重新写过以免惹是生非。谭嗣同改写道:“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戊戌变法失败后,许多朋友到浏阳会馆劝谭嗣同去日本使馆避难,谭嗣同言明大义,谢绝朋友相助出逃,1898年9月26日晨在浏阳会馆从容就捕。
毛泽东与湖南会馆毛泽东1913年就读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拜师于杨济昌先生门下,受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8年4月他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创办《新民学报》宣传新文化思想。毛泽东的革命行动使湖南军阀张敬尧胆颤心惊。张下令查封《新民学报》,并残酷镇压学生和进步人士。毛泽东为发展湖南革命运动,号召各界驱逐张敬尧。他于1920年2月7日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在京期间,毛泽东住在湖南会馆,并在馆内成功召开了由数千湖南人士参加的“湖南各界驱张大会”。此次进京,毛泽东还结识了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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