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孔子诞辰2575周年,是中国曲阜“孔庙、孔府、孔林”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30周年。为此,国际孔子文化节邀请海内外文庙书院的管理者、专家学者共聚曲阜,举行“斯文在兹”全球文庙书院溯源之旅活动。文庙书院分布海内外,目前,国内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庙389处、书院176处；海外文庙书院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

　　全球文庙书院的源头,正是曲阜孔庙。

　　□冬华

　　大夫标配

　　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去世,哀公亲自致祭,诔文说:“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孔子的弟子子贡认为,鲁哀公在孔子活着的时候不能重用他,死后致诔文是不合礼的行为,而且还使用了周天子才能自称的“一人”,因而断言鲁哀公不能在鲁国寿终正寝。九年后,鲁哀公果然被鲁国执政的大夫所逼,不得已出走到越国,次年病死在那里。

　　鲁哀公亲自向孔子致追悼的诔文,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也说明孔子在当时是很有社会地位的。按照周礼的规定,有地位的人是有家庙的。《礼记》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孔子的祖父防叔做过防邑大夫,父亲叔梁纥做过陬邑大夫,属于士阶层,孔子曾担任过鲁国的司寇,属于卿,相当于周天子的大夫,因此孔子一门可以按照大夫的级别设立三庙规格的家庙。

　　很多人认为,孔子辞官以后只是一介布衣,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论语》记载,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去世后,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掉为颜回置办外椁,孔子不同意弟子们违背礼制厚葬颜回,就以“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为由拒绝了。这说明,孔子此时仍然是大夫身份,依照礼制外出必须乘车,不能徒步行走。

　　《论语》还记载,齐国陈成子杀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去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成子,鲁哀公让他去告知掌握鲁国实权的三位大夫,三位大夫不同意出兵,孔子在两次告知时都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同样说明,孔子辞官后仍享受大夫的待遇,可以就国家大事提出建议。

　　不仅孔子本人以大夫身份自居,鲁国执政者也以“退休大夫”的礼仪相待他。《左传》记载,季康子想实行田赋制度,派孔子的弟子冉求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实行田赋制度会加重剥削百姓,孔子内心是反对的,可是季康子刚刚派人从国外接回孔子,孔子对季康子有所期待,所以没有直接反对,就以不懂作回答,冉求说,“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可见鲁国实际的掌权者季康子是将孔子当作“国老”看待的。这充分说明,辞官以后的孔子仍然享受大夫的待遇,拥有家庙顺理成章。

　　故居转型

　　以孔子为主祀的曲阜孔庙从什么时候开始,史书没有记载。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来看,当时人们似乎更重视孔子的坟墓。据司马迁记载,孔子去世后葬在鲁城北面的泗水岸边,弟子们都在心里为他服丧三年。三年心丧完毕,大家道别离去时相对而哭,又各尽哀,有的则留了下来。子贡在墓旁搭一间小房住下,守墓总共六年,然后才离去。弟子及鲁国他人,相率前往墓旁居住的一百多家。当地人把这里命名为“孔里”。

　　鲁国世世代代相延续,每年都定时到孔子墓前祭拜,儒生们也会来这里讲习礼仪。此时,孔子的墓地有一顷大。孔子故居的堂屋以及弟子们所居住的内室,后来改成庙,借以收藏孔子生前穿过的衣服,戴过的帽子,使用过的琴、车子、书籍等,直到汉代,二百多年间没有废弃。高皇帝刘邦经过鲁地,用牛羊猪三牲俱全的“太牢之礼”祭祀了孔子。

　　司马迁曾到过曲阜,实地考察过孔子的遗迹,他“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因此记载是可信的。按照古代的礼仪,孔庙应该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司马迁为什么只记述孔子墓的祭祀,而不记述孔庙的祭祀活动呢?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去考察时,曲阜孔庙仍是孔氏的家庙,家庙由孔子的子孙进行祭祀,没有必要记述,而儒生、皇帝、诸侯卿相在孔子墓的祭祀有助于为孔子增辉添彩,所以司马迁才专门进行记述。

　　孔子去世后,奉祀在曲阜自家的家庙内,故居只陈放孔子生前服用的衣冠、乘坐的车子和使用过的琴和书等,相当于纪念馆。为孔子独立设庙,则应该是在孔子孙子子思去世后开始的。

　　孔子担任过鲁国司寇,属于大夫级别,可以设立三庙,奉祀始祖、祖父和父亲,除始祖以外,祖父以上就难以祭祀。孔子去世以后,由于孔子思想的影响和弟子们的宣扬,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的儿子孔鲤早逝而且没有著述,社会影响不大,但是孙子子思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道传孟子,开创思孟学派,是战国年间很有影响的思想流派,子思也是当时的名人。子思去世后,按照礼制规定,此时家庙中应该奉祀子思和孔鲤,已不能奉祀孔子。于是,子思的儿子孔白就将仍然保存的孔子故居改成奉祀孔子的庙宇,所以司马迁记载为“后世因庙”。子思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前402年),孔子故居改为孔庙的时间应该在这一年或略后。

　　逐渐扩容

　　曲阜孔庙在汉代很受重视。西汉时,“诸侯卿相至,常先谒而后从政”,到鲁国就任的相国们常常是先拜谒孔庙然后才去上任处理政务。西汉元帝时,诏“褒成君”孔霸以所食邑祀孔子,首开世爵奉祠的先例。在孔霸奉祀以前,祭祀、维护的费用是由孔子后裔自己解决,孔霸奉祀后,食邑收入成了祭祀、维护的主要来源,可以说,从此曲阜孔庙成为国家奉祀的庙宇。东汉永兴元年(153年),国家为孔庙设置管理官员,并开始给予专门的祭祀经费。鲁相乙瑛奏书朝廷,专门为曲阜孔庙设立了俸禄为一百石的守护小吏卒史,从此曲阜孔庙正式纳入国家管理。

　　自孔子去世到南北朝时期,曲阜孔庙规模没有大的变化。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桓帝下令修建曲阜孔庙,“立碑于庙”。永寿二年(156年),鲁相韩敕“修饰孔庙”。黄初二年(221年),曹丕又下诏在鲁郡“修起旧庙”。西晋末年,“庙貌荒残”,东晋以后,更是庭院寥落。东魏兴和元年(539年)曾修缮孔庙,庙中雕塑了孔子圣像,旁边塑起十位弟子像,是为曲阜孔庙有塑像之始。

　　唐宋时期,曲阜孔庙修建了十余次。唐朝初年,唐高祖诏令国子监设立孔庙,随后,太宗李世民又下令,除了在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修建周公、孔庙外,各州、县也必须建孔庙,以尊崇孔子,促进教化。这样孔庙就成为全国分布最广的礼制庙宇。此时,曲阜孔庙规模也不断扩大,正殿、两庑等建筑达30余间。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又大修曲阜孔庙,据记载,当时增建殿堂廊庑316间。

　　金、元时期,曲阜孔庙曾多次修建,但现存规模宏大的孔庙建筑群其实是明清时期完成的。明代共重修、扩建孔庙21次,是历史上重建次数最多的朝代。最大的一次修建自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当时,孔庙遭遇雷击,大成殿等120余间主要建筑化为灰烬。明孝宗下令重修孔庙,前后共花费白银15.2万两,耗时五年才最终完成,这也奠定了现存曲阜孔庙的规模。

　　清朝共修缮曲阜孔庙14次,规模最大的一次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那年,孔庙又遇雷火,清帝亲自祭祀孔子,命令重修孔庙。清廷拨付国库银两按皇宫规格重建,并派大臣到曲阜监督,要求所有工程及祭器仪物都要绘成图纸,皇帝亲自过目督办。此次重修历时六年,耗银15.7万两。重建的曲阜孔庙气象宏大,规格完备、焕然一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阜孔庙作为重要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基本面貌得以保存。1978年以来,国家更加重视曲阜孔庙的保护工作,每年都拨款进行维修。1994年,孔庙与孔府、孔林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走出曲阜

　　除了曲阜孔庙以外,汉代开始,各地都出现了孔庙。现在记载最早的,出现在老子故里、河南鹿邑老子庙东侧。此庙是孔子十七代孙陈国国相孔畴于东汉建和三年(149年)所建。

　　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孔庙正式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北齐时将孔庙推广到郡国学校。唐贞观四年(630年),令州县学校一律建造孔庙,从此孔庙遍及中国各地,成为分布最广的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

　　随着孔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孔庙也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性庙宇。如今在全球,分布着2000多座孔庙,遍布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

　　历史上,孔庙有“先圣庙”“先师庙”“文宣王庙”等多种称谓。南朝刘宋时,文庙被称为“先圣庙”,而在隋代,多称其为“先师庙”,这是由于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尊孔子为“先师尼父”的缘故。直到贞观末年,“正孔子为先圣,加众儒为先师”,孔子作为“先圣”的地位正式确立,“先圣庙”成为官方认可的称谓。此后,孔庙又有“文宣王庙”“至圣庙”的称谓,这是由于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缘故。例如,苏州文庙在宋代就一度称为“文宣王庙”。

　　明清两代,孔庙大多被称为“文庙”。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唐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开始,后世帝王对孔子的封号中大都含有“文”字。按照古代谥法,“经纬天地为文”“道德博闻为文”“学勤好闻为文”“慈惠爱民为文”。“谥号”是根据死者的生前事迹参照谥法追加的,它只适用于帝王、显宦和卓行德懿之人,而“文”字确实准确地表达出了孔子在道德、文章方面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文庙是国家行为的祭祀建筑,代表着国家的精神,是正统文化的象征。作为国家推崇思想文化的标志,“文庙”的名称是十分合适的。

　　(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