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大义。妙趣横生(下)

——魏启后与刘正成关于书法的对话

 

 

写字的人像画家的心态是正常的

 

刘正成:魏老,我听了您刚才描述您这些年的创作动态,我感觉到您对米芾的书法理解比较深。

魏启后:这是一种偏爱。作为艺术爱好者,没有偏爱,不可能。唐明皇宠爱杨贵妃,不就是“宠爱在一身”吗?偏爱是不可免的。其实我对米的偏爱不是直接的,还是从追求二王开始的,所以我喜欢的,也是最理想的就是《米临右军七帖》。《米临右军七帖》它有两个本子,有一个它比较古人,在米芾来说象古人;有一个笔意很清楚,就是《戏鸿堂帖》里面刻的,我认为是最好的。我在启老那里第一次接触《戏鸿堂帖》,启老要送给我,我没要。他那木刻本,比整套的《戏鸿堂》石刻要早。太好了!我不能夺人之爱。以后我在琉璃厂买到了《戏鸿堂》石刻本,也是蛮好的。我理想中的的行草书的标准,侧重于《米临七帖》,因为《米临七帖》有的写得很连贯。最后一帖写的近乎真书的行书。我非常喜欢《米临七帖》,《米临七帖》一直是我崇尚的最高理想。我承认这是一种偏爱。讲课不能说《米临七帖》是行草之冠,那不行。讲课是讲课,说实话是说实话。咱们在一块,我非说实话不可。

刘正成:徐悲鸿说过:“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艺术主张和为人处事面面俱到还不一样,艺术家要有个性。刚才我拜访了蒋维崧先生,我们谈话很投机。他说,现在学书法都是从美术学院学起,这是不是有点问题。我说,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论中国书法的美术化倾向》。今天的书画家的素质要求和传统书画家的素质要求及在创作中表现的倾向,我想听听魏老的看法。

魏启后:我认为唐以前的书法家,写字的心态和宋以后的不一样。这是因为书画在社会上的地位重要了、影响面大了、普及了,这里头就带有一种要好的意识,唐以前这个意识很淡薄。现在小孩子在学校里一般没有书法课,可是他自己爱好,或者家长再支持,写写字,他脑子里想当名家,过去写字没有想这个的。这个动机不纯有坏处,这种意识对写字追求真情实感有干扰,所以有的家长让自己的孩子跟我学写字,我说,在学校里老师怎么教的你怎么学就是了。如果我讲的和老师讲的不一样了那就起破坏作用了,所以我一律拒绝,不干扰人家的教学。对于高中以后自己有特长的、爱好的,才对他说点实话,但和咱们说的又不一样,只就字论字,不要说社会上我认为是一些病态的东西。不同对象这个分寸很重要。 今天,书法成为好象实用是次要的,装饰是主要的了。那么写字的心态应该和画家一样,因为画家他画了就是让人张挂的,他的心态和过去写字的人的心态不一样。尤其是在练字的时候,他写的不是一个挂幅。写字的人像是画家的心态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我写字要张挂出去,要露露面,这不是毛病。时代不同了,也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一味觉着写字“无意于佳乃佳”,不是为了张挂,不符合实际,实际上就是要张挂,就是要让人喝彩,就是要让人欣赏的,所以说当代写字人搞创作的心态接近于画家创作的心态是允许的。把接近画家的心态说成是过于有心要好、造作,是不对的。在这点上,我倒不和有的人说的要纯真、心态要平静一样,实际上也做不到,毕竟时代不同了。真正成功的画家,他画画的时候,虽然是画出来要人挂的,但心态仍然是纯正的,所以写字心态要象那些真正成功的画家的心态,这种心态是对的。本来写字和画家的心态不是一样的。写字是说一个什么事,要把这事说准确,字要让人认得,不是作为艺术创作的。现在它就是艺术创作你非得避开说我不是搞艺术创作的心态,我是很纯洁的心态,这不是事实。在这一点上如果说的过分了实际上否定了近代所有书法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高调。创作的心态要正,不要想出风头,否则就会出毛病。唱京剧的唱到好处,要鼓掌嘛 。好角儿不是在哪个节骨眼上让人叫好,他唱得就象高山流水一样。所以写字要有健康的心态,不要把高调提到作品不是为了张挂,不是为了装饰,提到那个高度不符合事实,那就等于否定一切。 毛主席的作品他专门写的横幅诗词,不如读书批公文顺手写的更耐看。因为写诗词有时还看出一点有意要好,批公文或者随便写的便条那些更好。毛主席越这样的作品越和王羲之的书札相符合,而写的诗词就象宋、元、明以后。  

刘正成:表现的意识更强了。

魏启后:这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他那样好,那样就不好,因为欣赏总是有个侧重。

 

摆脱开时弊的,才是当代真正的书法家

 

刘正成:魏老,我再请教一下,您对当代中国书法的发展及其成果有什么看法?今后书法发展应该注意什么?

魏启后:这个问题我意识到,今后真正的尖子还在少数。大家普遍孜孜以求,真正尖子估计还是很少。并不是因汉字使用相对少了,随着电脑的出现,还是有很多人热爱书法,这是事实,和原来想象的不一样。现在我体会到越是实用上不必要了,人就不致于把日常书写习惯,包括好的、不好的,都表现在作品里。可以想象王羲之时代,他不是天天写字,他不抄书,也不抄文件,所以他才写得好。越是儒士出身,越不能当书法家。

刘正成:这话很精彩。

魏启后:这是我的认为。王羲之当时就是少数人。现在很多人喜欢书法,只有少数人可以摆脱书画时髦而造成的不好影响。好事与坏事总是辩证的。书画时髦出现了大量写得好的人,但时髦又造成最时弊,但只有少数人才能摆脱时弊。摆脱开时弊的,才是当代真正的书法家。

 刘正成:很精彩。魏老言谈之间,对我们现代书法的发展还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魏启后:是乐观的。

刘正成:还有一个问题,电脑代替了人手的劳动。相反却有很多人来练书法。工业化社会让人变成机器,人还要表现自己,所以人们从事艺术创作表现自己与众不同。日本、韩国非常重视书法。我们这次到法国去办展览,希拉克总统看展览,看得很仔细,超过了他计划看的时间的一倍。

魏启后:他不认识这些字,照样可以欣赏。

刘正成:他说:“从中领略生发于动作之精与笔画之雅的快意”,他能理解到这一点。

魏启后:以前,我误认为,出现了电脑,书法就要淘汰了。正相反,因为出现了电脑,社会上才有条件出现书法家,没有繁重事业的压力,但尖子总之是少数。

    路子正了,但尖子还少

 

刘正成:我现在再向魏老请教一个问题:你对山东书法或山东中青年书法有什么看法?   

魏启后:现在山东中青年书法家,多数路子都正了,不管水平怎样,在这点上我觉得可以肯定。至于能不能出现全国性的尖子,还不到时候,不如江浙、四川基础好。我们这里被少数民族统治的年代太久。

刘正成:北魏、北齐的书法也很精彩。

魏启后:北朝的少数民族不可能会行草书,逼着它的工作人员包括大臣写真书,所以才出现了郑道昭那一路。我不是贬低郑道昭,但是郑道昭写的那两个《郑文公碑》就带有北方抄写工的倾向。倒是其它摩崖中有几个字写得较好,表现出他的真面貌,就是被那个时代把它塑造成两个《郑文公碑》了。我这个说法,等于贬低了《郑文公碑》,所以这个就有对立面,因为有些靠《郑文公碑》过日子的人。 我们山东中青年要出现在全国有代表性的书家,在书坛上取得更大成就,现在还看不出来。如果我们山东书法要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话,还需要时间。实际上山东这几年发展很快,张(业法)主席正赶上好时候——出尖子的时候。

刘正成:最后一个问题是,书法创作与书法理论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魏启后:我有一个倾向:理论总是与创作实践连在一起,而大量理论书都是创作水平下降后出现的。这样的理论就不够深刻,学究倾向多。在唐宋以前,又大多是假托的,象王羲之的《笔阵图》什么。所以理论不可以不看,不可以不学,但不可以过信,还是以笔迹为根本来观察。 再就是还有一个误区:因为墨迹少,学习的多,偏僻的小地方见到的刻本都是翻刻的,所以说是比较低劣的范本,用低劣的范本指导自己写字,效果就不行了。什么东西都在进步,但写字我认为它的低潮势越来越大,这是符合客观的,明清“馆阁体”、“台阁体”限制了大量的人,以后北碑又纵容了大量的人,纵容了大量违反毛笔在纸上的动作,在那里胡思乱想。今天大量的东西在博物馆或出版物上都能见到,所以明清以来虽然有大量理论,也可以借鉴,但不能尽信,而就该以真迹做标准。

刘正成:关于理论的误区,有没有特指?是不是指康有为?

魏启后:没有,不特指了。因为我对北碑倡导者的一些说法不太满意,我的说法容易得罪一大片,因为搞北碑的很多。搞北碑的上层人物,他的尖子都不会写行草。行草写不好,真书也不会写好。

刘正成:今天虽然时间很短,但听了魏老很多高见,启发很大。

魏启后:我是句句实话,大量的不宜发表,咱不要得罪一大片。

刘正成:很精彩。谢谢。

(原载《中国书法》199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