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乡村研究历来是人类学家比较热衷的研究领域之一。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乡村研究作为人类学对复杂社会研究的主要领域，吸引了国内外人类学家、汉学家的广泛注意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产生了众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学界文脉。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也即汉学人类学，属于社会人类学区域性分支的一门，其缘起在于“把中国当成受现代西方文明冲击的文化加以资料意义上的‘拯救’”（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不同时期的学人们所聚焦的视点大都在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而他们的解释力度也都建基于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受到不同的人类学理论及跨学科领域范式的影响，而在这样的维度之下所展开的书写模式因学者们不同的理论涵养而相异。以下主要从“社区模式”、“宗族模式”和“象征模式”三个宏观层面展开对中国乡村研究的讨论。

　　社区模式直接导源于太平洋民族志方法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处于功能主义理论出现之后人类学方法论进入实地研究转向的时代，通过社区研究可以了解历史传统如何成为社会认同，不同分立的社会力量如何并存与互动，大小传统如何互相糅合等诸如此类一系列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才能解决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美国汉学人类学家葛学博（Daniel Kulp）基于对中国华南沿海地区凤凰村的调查而写作的《华南农村生活》一书，成为最早的华南汉人乡村社区研究论著，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拓性意义。而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则试图以小型社区来窥视中国社会，当然，“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页）。因此，费孝通的视野并非局限于对“江村”个案的表述，而是更加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即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如何抉择。社会学家杨懋春先生对山东台头村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家庭生活和村庄的内部关系，考虑到地区生活是以整体方式呈现以及乡村复兴运动在国家重建计划中的重要性，其选择的叙事风格在于“以初级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扩展到一个大地区中次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沈炜、秦美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民族学和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的《金翼》选择了汉人家族制度作为认知中国的窗口，通过对家庭历史的剖析来解释支配人际关系的一些原则，并指出所谓的“变迁”就是“体系的破坏，然后再恢复或者建立新的体系”（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0页）。可以看出，受功能主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乡村作为“社区”曾被视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单位加以研究，其价值在于能够为研究者提供一种借以窥视社会与生活的场域，也即“小地方中的大社会”的视野。同时，汉学人类学的社区论模式的书写框架在不同时期中，也经历了讨论与反思的过程，由初始的可以了解中国整体社会结构或至少了解其社会结构的基层，到后来能够认识多种文化模式的交错化、社区的缩影化、权力的多元化以及文化的地方化等诸多现象。

　　宗族模式以英国汉学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宗族范式”为代表，他以宗族作为切入路径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寻找非洲宗族模式的“悖论”。莫里斯·弗里德曼认为社区不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所以他从社区模式中跳脱出来，在较大的空间跨度和较广的时间深度中探讨基层社会的运作逻辑。在宗族范式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诸多研究成果，或延续他的思路或对其进行修正与反思。印度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也在华北农村的研究中对宗族模式进行了反思，指出宗族组织不只在中国东南地区存在，在华北地区也存在，而且宗族在典章、仪式及组织方面的特征使它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一个典型结构（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71页）。人类学者王铭铭在福建的田野调查实证了宗族村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通常是较大地区性组织的一个部分，并且进一步指出：“其一，家族虽然包含‘象征的社区’的成分，但是它不仅是‘象征的现实’，而且是社会经济组织的现实；其二，象征的现实和社会经济组织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其中一个层面决定另一个层面，而是处于一个互相包容的复合整体之中。”（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和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象征模式力图在异文化自身的逻辑框架之下，从“他者”的角度参与到象征的主体社会中去阐述和分析人文现象。对于人类学研究者来说，信仰与仪式是构成社会文化形貌象征展示的主要方式，因此，学者们在进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时，信仰与仪式是观察的聚焦点和论题。法国社会学家和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从历史发生学层面对中国古代原始宗教进行研究，认为信仰是从民间社会的节庆中导源而来的，不但从中产生了宗教意识，而且其形式与内容亦逐渐演化为封建政治制度与宗教仪式的调整力量（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9页）。不过，祭祀圈模式在面对区域性或跨区域性信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解释乏力的情况，所以，林美容在后续研究中又引入信仰圈的解释模型。美国汉学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关于“文化整合”的问题上认为，精英人物在文化标准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他们的作用确保了宗教信仰合乎全国公认的模式，“但问题是国家是否在鼓励这一特定神灵信仰的过程中引导或是迎合了大众”（詹姆斯·沃森《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年）》，载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值得借鉴的是詹姆斯·沃森研究信仰的两种视角：一是把南方沿海地区视为一个地理整体加以对待，带有区域史研究的特征；二是从历史的维度同时结合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描述清前期到现在的两个地区中天后崇拜在根基上的具体转变过程。

　　以上即是从“社区”、“宗族”和“象征”三个维度出发，在宏观意义上对中国乡村研究进行了简单梳理。统而观之，作为复杂社会中的中国乡村研究，汉学人类学的成果之丰硕、涵盖之宽广，实足令人振奋。学界前辈们由理论涵养的不同而导致研究视域与切入路径的嬗变，进而产生趋同或相异的分析思路与书写模式，他们的研究都是在人类学理论发展脉络之中延展的，越扩越远，越推越深。随着相关理论的发展与学术反思，应当重新审视与定位目前乡村研究中的区域个案，争取利用新的理论工具与解释框架对个案情境作出更多地在地化阐释。（本文转载自周嘉：《共有产权与乡村协作机制——山西“四社五村”水资源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7页。）